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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绅士开新戏园       
旧绅士开新戏园
[ 作者:任波 | 转贴自:长沙晚报 | 点击数:3766 | 更新时间:2008/1/4 | 文章录入:admin ]

一百多年前,没有电影和电视的时代,看戏就是最时髦最流行且让人充满“娱乐幸福感”的事情

 

旧绅士开新戏园

来源:长沙晚报  时间:2007-12-28  
 

    据记载,叶德辉的观古堂前门朝向苏家巷光复里(今白果园巷北段)、后门由耕耘圃通向织机街(今人民西路),如今,这里现在是闹市中的一片废墟。

被称为“国人皆欲杀”的叶德辉(1864-1927)。

    没有叶麻,看戏无味

    网络上有句名言:流氓不可怕,就怕流氓有文化。

    晚清、民国时期湖湘名人叶德辉虽说在版本目录、刻书及文字学研究等方面,拥有相当成就,但他的同时代人,对于他的印象极其不佳,即使身边来往密切的朋友,也多半不满他的脾性。朋友们到贾谊故居、席少保祠聚会吃饭,常常将他排除在外,故意不喊他去。后人将其归为“有素质的流氓”之列,甚至称其为“劣绅”,杜迈之在《叶德辉评传》中,将叶德辉归为“中国近代史上有代表性的封建顽固派”之列,客气一些的人则从政治的角度称他为守旧派。

    这个复杂的人物,也让他的“湘潭老乡”王闿运态度复杂,在日记中,王闿运一时说叶德辉,“躁妄殊甚,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”(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九)。一时又说,看戏的时候,没有他的幽默调侃,十分无趣:“诸女招剧夜演……叶麻不来,戏无精神,听曲一支而罢”(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二)。

    “一统江湖”叶德辉

    杜迈之1983年10月写就的《叶德辉评传》中称,“叶德辉一生沉湎于戏院、娼寮生活,其荒淫无耻是统治阶级中的典型。”深富贬斥之意。

    叶德辉在没有创办自己的新戏园之前,就已经和王先谦一道于光绪二十年(1894年)集资创办了春台戏班,戏班在叶德辉的主持下,因财势雄厚,名角云集,服装全新,行头富丽,行当齐全。王先谦很满意这支戏班,称春台班可比作“王闿运的文章,可独步天下”。

    光绪末年,下江人沈某在太平街孚嘉巷开创了宜春茶园。这个茶园,标志着受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新潮流的影响,长沙戏剧也开始要让站着看戏的人,可以坐下来更舒服地观剧。一种新型营业性娱乐场所———戏园,在长沙开始出现。宜春茶园厅堂内建一个三方敞开的戏台表演戏剧,台前设置方桌,每桌三方置方凳,看戏的人从此可以安心地坐下来,在一个固定的娱乐场所中,比较舒服地听戏。

    当然,因宜春园场地狭小,而方桌占地甚多,宜春园赢利并不多。但这种新茶园形态的出现,其商机马上被叶德辉发现。他以宜春园为突破口,想一统长沙湘剧的江湖。据杨世骥《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》记载,“省垣春台班自改名宜春茶园,叶(德辉)售出积谷五百担,添行头,接脚色,遂为园主”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,叶德辉最后从宜春园的创办者沈某手中接办了宜春园,并将宜春园全部搬迁到叶德辉后宅怡园中新建的同春园,并将在宜春园演剧的两个戏班和自己创办的春台班合并,称同春班。此时,同春班演职员达三百人,“湘剧精英,罗致一堂,为湘剧有史以来最大的戏班”。

    当然,叶德辉“一统江湖”的过程,并不顺利,遭到了一些湘剧艺员的抵制,其中,刚刚成名的小生言道南,“为叶(德辉)所逼,竟服镪水自尽”,而清华班名角李芝云宁愿散班后生活无着,也出来挺身抵制。直到民国成立,叶德辉退处幕后,李芝云才出来以其声望执掌同春园。

    新戏园时代从叶德辉开始

 虽然采取否定的态度,杜迈之的著作为后人保留了长沙新戏园的史实。

    杜说,叶德辉在织机巷建一同春园,包占湘戏班,花了几万银元置行头,接角色,自为老板。戏园中大书硃批:“奉吏部叶面谕禁止入账房”,又谕:“一律肃静,毋得喧哗”,以威吓观众,园中另辟雅座,为叶专席,每日开锣必到。偶有喧闹争吵,即起身吼斥:“送局惩办”。

    黄曾甫生前曾娓娓道来:“湘剧戏班之健全,湘剧戏园之革新,叶德辉当时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。”(《湘剧最早的戏班和戏园》)

    尹伯康更说:“宣统二年(1910年),长沙兴建同春园,首改三面舞台为镜框式舞台,去方桌方凳,改用长条木靠椅,一面观剧,并设雅座包厢,分等级售票,并从上海、苏州等地置办全新灯光,为清末湘剧最大名园,亦为镜框式舞台之始。此后,利用会馆、庙堂、旧屋改建戏园、戏院者日盛。”(《湖南戏剧史纲》)

    太平街孚嘉巷的宜春园仅仅只是让站着看戏的观众坐下来,然而,人们坐在茶馆方桌旁,需侧身仰头观望戏台;在耕耘圃同春园看戏,则让人开始得到更充分的新娱乐休闲享受。

    黄曾甫更认为,长沙的新戏园生活也为长沙的新戏院、新舞台、电影剧场休闲生活铺开了一条道路,从织机巷的同春园开始,前低后高的环形剧场渐渐引入长沙,而凭票入场,对号入座,避免争座吵闹,也自同春园开始。以后,长沙大型且正规的剧场,还开辟有散场时的太平门(安全出口)让顾客能在散戏时更迅速便捷地退场。

    一个室内的新茶园式观剧时代,就这样从百年前一个旧绅士手中开始,从旧有的喜庆戏、酬神戏、差役戏转向了常态的商业戏;从庙台、堂会的演出转向剧场演艺;三面舞台改为镜框式舞台,长凳侧坐转为长条木靠椅……看戏的人变得越来越享受。至于以后长沙戏园增加演出场次,并降低戏券价格,让更多人能进入戏园看戏,同时,戏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改良运动,这都是后话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,戏剧仍然在长沙受到欢迎,与电影并驾齐驱提供给市民以文化生活的享受。当然,今天,多数的年轻人已不能理解中国传统地方戏曲中那“跋山涉水、越村过乡的历史穿透性,以及市井同乐,渔樵齐悲的空间共享性”(余秋雨语)所带来的美感,戏剧变成只是老年人的爱好了,而年轻人多半只知道唱一唱卡拉OK里的流行歌曲了。

百年前看大戏

    吃“免费大餐”,要有不怕挤的精神

    一百多年前,没有电影和电视的时代,看戏就是最时髦最流行且让人充满“娱乐幸福感”的事情。

 当时,在外面看戏,一直以来就有“免费大餐”吃。

 城市内的神庙一般都有田地或铺屋养着,神庙戏台上的戏,更是用来酬神的,每逢节日或个人遭逢重大事件,神庙戏台上,就有庙方、地方集资或酬神还愿的人家,请来戏班到庙台上演出,这样的戏剧表演,观众是可以免费享用戏剧大餐的。

 因为享受“免费大餐”的人太多,也就有了以下的对联:“看不见姑且听之,何必四处钻营,极力排开前面者;站得高弗能久也,莫仗一时得志,挺身遮住后来人”。

 晚清时期,大多数长沙人看戏就像对联中所写,站在寺庙和祠堂的戏台下,像个呆头鹅一样,伸长脖子,挤着看戏台上锣鼓声里张扬的“武将身后旗,小姐手中扇”,晚清湖南有一位“仙童”易顺鼎就说台下的观众是:“你挤我挤,挤得几无立足地;好看歹看,看完总有会心时”。

    此际正当东征太平天国和西引“春风度玉门”的湖湘子弟已“富贵而归故乡”,长沙城内有了不少有钱人。这形成至少两大后果,一是长沙城好像来了一批炒房团,房价不断飙升;二是,长沙城内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湘剧热潮,在“夜夜箫鼓、百戏竞新”的日子里,那时长沙城一举成为十分具有“娱乐幸福感”的城市。

    同治十三年(1874年)中秋节,住在六堆子的退休官员郭嵩焘,从家中出发,经过营盘街往北走,忽然发现成功街上的长沙县城隍庙里演早戏“人肩相摩,肩舆不能入”。此时长沙人,看戏已经陷入一种“社会性痴迷”的狂热中。

    有钱了,就把戏班子请回家

    当然,长沙城内一些稍微有点钱的人就会发现,站在台下挤来挤去看戏,需要极端不怕挤不怕累,于是有人宁愿出钱,坐在戏坪两边的看楼上观剧。

    到晚清末期,长沙城内一些戏台下的前排,已大量出现长条板凳(马凳)十数行。坐上去每位收铜板两个。当然,散戏时,一头坐着的人先起来,后起的那边,就要提防,“板凳一翘,打了我的腰”。

    长沙城内的戏剧娱乐生活是如此的发达,更有钱的人家,当然要把戏班子请回家,这在当时有个专有名词,叫“堂会”。当年,请戏班子“堂会”一次的价格约为六千文。

    长沙城内一些有钱人家,此时,不但可以请回戏班,而且因为居室宏敞,并有私家花园,因此往往在私家花园中搭建固定戏台(也有可以拆卸的活动戏台)。

 可以想像,长沙城内某个封侯封爵人家的私家花园里,一定住着某位像贾母一样的老太太,也有一帮像贾宝玉、林黛玉一般的儿孙。当然,也少不了霸道的薛蟠之流。

 《兰芷零香录》中就说:“宏农、清河二公子饮于老怡园,酒酣,忽闻女伶歌声出自墙外,审其音,似京玉(女伶名)”,于是两位公子派小厮打探,发现确实是女伶京玉在隔壁陈宅陪酒唱曲,两公子遂“躁不可待”,“乃至陈宅抢走京玉”。

 不过,不论是庙会看戏,还是堂会观剧,一切还只是停留在传统娱乐生活阶段:庙会看戏,是在娱神的同时,顺便娱一下人;而堂会不过是一小撮有钱人所享受的特权,并且这种堂会的特权,对于封建王朝的长沙地方官员,只用付一半钱,甚至不付钱,就可以享受得到。而新的、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娱乐休闲生活,最终的走向,应当是走向大众,走向营业性的商业经营。

 1936年《长沙市指南》中说:“长沙于清末叶以前,并无剧园之组织。仅有五云、泰益、仁和、清华等班,如欲聘其演剧,迳与班主接洽即行。(家中若无私园,)堂会多假席少保祠与左文襄祠两处举行。戏班若逢国家庆典,如万寿等类,或地方官员诞日,及每年二月二日衙署庆祝土地生辰,各剧班则须半义务表演,谓之‘发官价’、‘当官差’。演剧一本,约为三千六百文。其时,庙戏、堂会极多,举凡神道诞日,以及仕宦富室之家,婚寿喜庆、新年团拜等,庙戏与堂会,恒至数日,或半月之久。”


作者:文/任波 图/徐晖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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