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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近代人才兴盛的原因是什么       
湖南近代人才兴盛的原因是什么
[ 作者:佚名 | 转贴自:网络 | 点击数:4490 | 更新时间:2007/2/22 | 文章录入:admin ]
满头银发的陶教授个不高,学问却不少,4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没水分,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、劳动人事部授予“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”称号。

  他的《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》一书,获了好几个大奖。北京军区的一些湖南老乡闻讯后,还邮购了此书。湖南军区的一位首长则说要向部队干部推荐此书。我称陶教授“胸中自有百年湘军”,他笑而不语。

  陶教授是搞学问的人,他认为只要肯钻,什么里面都有学问。受委屈时,他曾当了菜农。一当菜农,他的菜就硬比其他人种得好。自云治学信奉四字经,即“诚、勤、勇、毅”,莫非种菜亦一以贯之?

  陶教授爱看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,爱打太极拳。性平和,不喜与人争。但对自己的观点,亦不轻易放弃。

  其女婿是经济学博士,曾在广州工作,后来湘办企业,干得红红火火,是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。我笑陶教授为湖南引进了经济人才,他亦笑而不语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看,一切竞争都是人才的竞争。纵览百年湘军,总有话题种种,下面是一次有关湖湘人才的访谈:

  记者:记得朱镕基在上海当市长时,曾要求上海的干部读余秋雨的《上海人》。您的《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》出版后,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,后来又有不少人写文章或出书。“注家蜂起,全是好心”,但很少有像你这样写得系统而深入的。今天,我们着重谈谈湖南人才问题。先想问一句,湖南人才的总体情况如何概括?有人说,湖南古代人才稀少,清末湖南学者皮锡瑞曾写道:“湖南人物,罕见史传。三国时,如蒋琬者只一二人。唐开科三百年,长沙刘蜕始举进士,时谓之破天荒。”湖南古代人才稀少,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  陶用舒:湖南人才的总体情况,可用三句话概括:古代人才稀少,近代人才兴盛,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达到鼎盛时期。

  湖南古代人才稀少,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:1.湖南在经济上开发较晚,落后于中原和黄河流域,也比不上东南沿海地区。2.古代湖南一直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。中国七大古都中,西安、北京、安阳、洛阳、开封都在北方,南京、杭州虽在长江下游,亦远离湖南。3.湖南偏居一隅,交通闭塞,阻碍了讯息交流。4.湖南居民风气保守,交往较少。陶澍说:“吾邑介在山陬,其民群萃州处,往往数百年不易其地,孙孙子子,婚姻洽比,有桃源鸡黍之意。”这种情况,自然影响人才的产生和发展。5.湖南古代人口变迁太大,人们在迁徙逃难中,留得性命已是不易,何能奢望大批成才?6.湖南古代文化教育相对落后。特别是楚亡后,楚人失意,湖南原有民族又多受压,使老庄消极思想在湖南有广泛影响,为了保全生命而委曲求全、不思进取,当然不利于湖南人才的形成和发展。

  记者:长期以来,学术界都以曾国藩练湘军作为近代湖南人才兴起的标志。最早是1863年张集馨提出来的,他在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中说:“楚省风气,近年极旺,自曾涤生领师后,概用楚勇,遍用楚人。”之后,王闿运、杨毓麟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。建国后,林增平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《近代湖湘文化试探》一文,认为近代湖南人才之盛,始于太平天国时期,即起自曾国藩筹组湘军,这一观点几乎成为定论。您怎样看这个问题?

  陶用舒:我认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,应以道光年间的陶澍、魏源、贺长龄等湘系经世派的崛起作为标志,“惟楚有材,于斯为盛”大概要从这时候算起。理由有三:

  第一,道光年间,湖南人才激增,在数量上形成了群体,据二十四史及各种人物辞典统计,道光年间(1820-1850)湖南人才在全国人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由古代的不到1%上升到8—9%,人才数量在全国的排名,跃居第四位。

  第二,道光年间,湖南人才不仅在数量上增加,而且在质量上大大提高,形成了影响全国的人才群体。首先,道光年间的湘系经世派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重要组成部分,甚至可以说是其主体和核心。史学家孟森认为:“嘉道以还,留心时事之士大夫,以湖南为最盛,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。所谓首倡《经世文编》之贺长龄亦善化人,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,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。”贺长龄、魏源主持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,标志着道光年间经世思潮的形成。其次,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取得的改革成果,如票盐、海运等,都是由湖南人陶澍、魏源、贺长龄等主持完成的。再次,道光时期湖南人才已经走出湖南省门,走向全国,加强了同全国人才的交流、联系。又次,湖南人才在政治上掌握了更多的权力,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参与和发言权。以清代为例,道光以前五朝,湖南人担任总督、巡抚大员的仅4人。道光三十年中,湖南人任总督、巡抚的多达8人。

  第三,道光时期的湖南人才不仅直接培养和扶植了咸同年间的湖南人才,而且对整个近代湖南人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湘军的三巨头都受到陶澍的培养和影响。著名史学家萧一山说:“不有陶澍之提拔,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。”

  记者:谈到陶澍,您对他评价甚高,在《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》一书中称陶澍是“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”,认为他不但是政治家,还是一个经济改革家、理财家,请详细谈谈好吗?

  陶用舒:陶澍(1779-1839),安化小淹人,小时候一直跟随其父陶必铨读书。陶必铨是岳麓书院的学生,陶澍七八岁时就跟其父在岳麓书院读书,他还多次到衡阳王船山旧居,对王非常尊敬,可见,陶澍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。陶澍到北京后,曾师事大学问家纪晓岚,组织“消寒诗社”,广泛结交京中士子文人,又受益于中原文化。其后陶澍在江南为官19年,广交江南文人、官僚、学者。因此,江浙文化亦对陶澍有较大影响。在上述三种文化思潮(湖湘文化为主)的培育下,陶澍思想开放、见识深刻,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学问家。陶澍任地方实职官员20多年,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,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家、理财家、经济改革家。

  陶澍,是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倡导者和推行者,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前期的领袖和核心。陶澍第一个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系,睁开眼睛看现实,首先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,并取得了巨大成就。黄彭年说:陶澍“独于宴安无事、局守文法之时,洞见症瘕,亟起救药”。所谓“独”,就是指陶澍高于当时所有的人,能以清醒的头脑突破外表见本质,发现现实社会的各种弊端。所谓“救药”,就是除弊之良方,即改革。陶澍的改革,实际上已包含有某种趋向近代化的意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陶澍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,是标志着古老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式的人物。

  陶澍有“晚清第一人才”之称。清流派张之洞、张佩纶认为:“道光以来,当以陶文毅(即陶澍)为第一,其源约分三派,讲求吏事,考订掌故,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(长龄),在下则魏默深(源)诸子,而曾文正(国藩)总其成;综核名实,坚卓不回,得之者则林文忠(则徐)、蒋励堂(攸铦)相国,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;以天下为己任,包罗万象,则胡(林翼)、曾、左(宗棠),直凑单微。而陶实黄河之昆仑、大江之岷也。”就是说,陶澍是道光以来全国人才的发源地,就像黄河发源于昆仑、长江发源于岷山一样。陶澍大力发现、培养、扶植、荐举了湖南大批人才,如他和贺长龄为至交好友,共倡经世致用,首倡海运,取得了震惊朝野的成功。魏源曾任陶澍幕僚14年,成长为举国知名的经世干才。李星沅亦曾为陶澍幕僚,以后李成为总督,对陶仍“师事之”。陶澍发现胡林翼幼年聪慧,定为女婿,并曾带在身边读书,着力培养。陶澍路过醴陵,与左宗棠交谈竞夕,结“总督布衣之交”,传为千古佳话。黄冕被罢官后,得陶澍帮助,参与海运、盐务、赈灾,成长为经世之才。陶澍不仅对湖南人才影响巨大,而且对近代中国人才都有深刻影响,如林则徐就得到陶澍的巨大帮助。1830年陶澍任两江总督,请求道光皇帝调林则徐任江宁布政使,二人共事7年,志同道合,林则徐也由布政使升为江苏巡抚、湖广总督。陶澍六十寿辰时,林则徐以弟子礼赠七律三十首为贺。《清史稿》说:陶澍“用人能尽其长,所拔取多方面节钺有名,在江南治河、治漕、治盐,并赖王凤生、俞德渊、姚莹、黄冕之力,左宗棠、胡林翼,皆识之未遇,结为婚姻,后俱为名臣”。

  记者:近代湖南人才数量居全国各省之首,据各种人物辞典统计,近代(1820-1949)湖南人才占全国人才总数的13%以上。对于近代湖南人才兴盛的原因,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外省移民的结果。您怎么看?

  陶用舒:这种看法是片面的,湖南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移民现象,却一直人才稀少,而且单纯从族源、人种、血缘来解释人才的兴盛,也是不恰当的。近代湖南人才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  第一,湖南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,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产生和形成,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。首先,湖南在近代中国地位的变化,促进了湖南人才的迅速成长。明清之际,东南沿海各省发展迅速,北方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;特别在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,东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,大有后来居上之势。湖南是北方和东南沿海往来的必经之地,也是新旧两种经济势力和文化思想互相争夺的中间地区。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,一方面激励着湖南思想界,必然对各种文化思想进行分析比较,择优排劣,除旧更新。另一方面,也促使湖南人才走出省门,北上东下,向全国发展。其次,湖南近代经济的发展,促进了湖南人才的产生和发展。新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,对湖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具有经济势力的商人、厂主,不仅人数增加,而且必然推举自己的代表,问鼎政治。不仅促进了湖南人才的生长形成,而且使其利商、便商、用商的思想,成为近代湖南人才的一个重要特点。

  第二,湖南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激化,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机遇。嘉道年间以来,湖南阶级矛盾和民族纠纷激化,起义不断,势如火山爆发。时势锻炼英雄,湖南激烈的阶级斗争,好比一座大熔炉、大学校,各阶级的杰出人才,就由它铸造、培养出来。

  第三,湖湘文化的熏陶,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实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。湖湘文化源远流长,特别是明末清初,大思想家王船山隐居衡阳40年,著书讲学,吸收各家学术之长,崇尚实学,提倡经世致用。道光年间,邓显鹤刊刻船山著作,其思想学说更广为流传,深深影响了三湘四水的思想界。同时,贺长龄、魏源编辑发行《皇朝经世文编》,对湖南学术风气更具有深刻影响。“三湘学人,诵习成风,士皆有用世之志”。岳麓书院历史悠久,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,是培养湖南人才的摇篮。特别自乾隆四十七年(1782)以后,罗典、欧阳厚均、丁善庆先后出任山长,前后达77年,他们都是著名学者,因而从学者众,培养了一大批人才。

  第四,政治精英人物的扶植与举荐,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条件。任何时代、任何地方,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各类人才存在。但是,人才能否为社会所发现、承认,能否对社会的发展发挥作用,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因此,人才的发现、使用,都有待于“伯乐”的作用。陶澍、曾国藩、胡林翼等都非常重视人才,善于发现、培养人才,敢于使用、提拔人才。同时,他们还利用同乡、同学、亲友、师生等各种关系,把各类人才集合在自己周围。在这个方面,曾国藩是一个典型。

  记者:近代湖南人才的地理分布有什么特点?

  陶用舒:从纵向看,近代湖南先后形成了五个人才群体;从横向看,近代湖南人才分布极不平衡,多在湘中地区,其次是湘东山地和洞庭湖平原地区。政治、思想方面的人才相对集中于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,如魏源、陶澍、曾国藩、黄兴、宋教仁、毛泽东、刘少奇、蔡和森等等,而军事人才大都来自山区,如湘东的平江、浏阳、醴陵产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将领,还涌现了一批国民党的高级将领。此外,彭德怀、罗荣桓虽来自湘中,但他们的家乡都是山区。又如贺龙、贺锦斋、廖汉生在桑植、粟裕在会同、曾中生在资兴、黄克诚在永兴、滕代远在麻阳等,都属于山区。文化方面的人才,则多在平原地区,如益阳的“三周一叶”(周谷城、周立波、周扬、叶紫),临澧有丁玲,长沙有廖沫沙、田汉、徐特立等。

  记者:研究近代湖南的人才结构,就会发现,湖南人才以军事人才最多,大约占了50%左右。一部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,共收湖南名人44名,其中被列入“军事”类的为26人,占了将近60%。中共中央确定的中国共产党33名军事家中,有14名是湖南人,占了42%以上。可见湖南的军事人才在全国占有最重要的地位。其次是政治型人才,大约占了湖南人才三分之一以上。再次是思想型人才,魏源、谭嗣同都是影响全国的大思想家,毛泽东更是创建了“毛泽东思想”科学体系。第四是文化学者型人才,近代湖南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社会科学专家和作家。第五是经济型人才,但这似乎是近代湖南人才中较弱的一环,几乎没有出现多少有影响的经济方面的人才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?

  陶用舒:近代湖南为什么多军事、政治型人才,而较缺乏经济型人才呢?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  第一,近代中国的一百多年政局不稳定,改朝换代、政权更迭、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战争、军阀混战,这些客观形势,为军事、政治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。第二,近代湖南经济在中国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。一百多年中,湖南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企业。经济的落后,必然导致经济人才的稀少。第三,湖南人才性格作用。自古以来,湖南人形成了踔厉敢死、刚劲朴实的独特性格,司马迁称湖南人“骠悍”,《隋书》称湖南人“劲悍”,史书、志书谈到湖南人,一般用词多是“劲直任气”、“好勇”、“任性刚直”、“刚劲勇悍”。这些,显然适合于军事、政治斗争。湖南人性格的另一方面,是浓厚的保守意识,湖南三面环山,交通闭塞,自古以来,湘省居民多有历代务农耕种之家,而很少有出外经商之人。因而湖南人很难接受新事物,如洋务运动的发起者虽是曾国藩等湖南人,但湖南人却不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,反对在湖南开工厂、架电线、通轮船,这些,也影响到经济人才的产生。第四,近代湖南习武之风的兴起。湘军使许多湖南人因军功发家致富,成就功名,导致湖南从军习武之风大盛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湖南是革命根据地所在地,大批湖南人加入军队,产生了一大批将领,使这种从军习武的风气继续流传下来,军事人才也因此在湖南长盛不衰。

  当然,近代湖南人才中,也有不少经济方面的成就,如陶澍因对盐、漕的改革,被学术界视为“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”;贺长龄为解决贵州穿衣难的问题,而大力推行种桑植棉;曾国藩、左宗棠、郭嵩焘倡导洋务运动,建立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;谭嗣同主张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;毛泽东、蔡和森更是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。同时,近代湖南也曾产生了一些比较杰出的实业家和企业界人士,如蒋德钧、梁焕圭兄弟、聂其杰父子、李烛尘等人。

  记者:如果说过去搞革命,以斗争为主,“上疆场彼此弯弓月”,现在搞经济建设,则更需要合作,需要双赢乃至多赢,需要共生,需要团队精神。如何造就和培养更多的经济人才,您是否作过探讨?

  陶用舒: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。其实,湖南人也存在非常适宜造就经济人才的一面,如:湖南人强烈的竞争意识,超常的谋略水准,坚定不移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等。有人说湖南人是欧洲的普鲁士人,而德国人在当代是以经济发达而闻名于世的。现在的问题是湖南经济人才还没有形成群体。

  近两年,我与青年学者易永卿合作写了《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》(1919——1949),约40余万字,正联系出版。在此书中,我已开始探讨湖南的经济人才问题。



  陶用舒,湖南安化县人,1938年出生,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,现为湖南城市学院教授。主编有《中国现代史》、《新编中国历史纲要》(现代部分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,并著有《陶澍年谱》(合作)、《陶澍评传》、《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》、《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形成论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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